如何避免教育“内卷”

文章来源：教师博览  作者：谢 云    王木春

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在孩子成长中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共同影响着孩子的发展。好的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而学校教育又会加强和巩固家庭教育的成果，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只有明晰了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边界，各司其职，才能更好地发挥合力，助力孩子成长。

如何厘清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边界，使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整合优势，是我们新时代面临的重要课题。　

谢云：在信息时代的今天，可能你也注意到，家校矛盾紧张、突出、尖锐。家长在班级微信群里公开怒怼老师甚至去投诉、举报老师的，老师批评学生家长教育孩子不用心的，不一而足。

王木春：这些现象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外出我有时碰到陌生人，一旦他知道我是教师，常常把“火”喷过来，控诉学校和老师的种种不是。尤其是小学生家长，控诉教师布置的各种奇葩的“家庭作业”，让他们苦不堪言。遇到这类情形，我百口莫辩，只好“走为上策”。

    谢云：我也有这样的经历。今天的家长，对老师、对学校教育，似乎有很多不满：作业布置多了或少了，会不满；老师管得多了或少了，也会不满；学校要求多了或少了，依然会不满。我很怀疑，他们是否都知道“不满是向上的动力”这句话。

如何避免教育“内卷”

王木春：现在做教师，可真不容易啊，既要应对各种非教学任务，又得面对家长的苛责。印象里，在我还是年轻教师时，家长普遍非常友好，对教师是比较尊重的，很少有今天这么多的指手画脚。

谢云：是的。之前的学生家长，学历普遍不高，社会竞争也不算激烈，对孩子的学业不像今天期望值这么高。今天的家长，大多接受过较为系统的教育，似乎多少也懂点儿教育。他们很清楚现在的社会竞争，也知道当下的就业形势，他们对教育的关注度和期望值都很高，对老师和学校都盯得很紧。过分的紧张和焦虑，过分的在意和指责，自然容易造成家校矛盾。

王木春：这种社会竞争，让我想到一个热词——内卷。“内卷”已狂风骤雨般席卷到各行各业。教育的“内卷”累积到一定程度，家长必然对学校和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这种焦虑可以理解，但这种要求，必须有个限度。家长一旦越界，就很容易影响学校和教师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暑假时，一位深圳的小学老师告诉我，她学校是当地暑假托管的试点校之一，当她通知家长们自愿报名参加托管时，有位家长竟然天真地问：“托管期间，学校会不会替我把孩子送回家？”这让刚入职的她哭笑不得。

谢云：在我看来，焦虑和“内卷”是互为相关的，因为“内卷”而焦虑，因为焦虑而更“内卷”。而互联网时代，源源不断的信息流更是不断“放大”和“强化”着这种焦虑和“内卷”。“鸡娃”“牛娃”“虎妈”这些“非人化”的词语，充分说明了今日教育的“病态”。同时，在“内卷”和焦虑的双重推动下，“越界”自然而然会发生，就像“剧场效应”一样。前段时间被舆论广泛关注的“暑期托管”，在有的学校就是一种“强势越界”。

王木春：的确，有的学校用各种考评胁迫教师“自愿”参加托管服务，就是对教师暑假权利的一种越界。这种越界，会增加教师的负担，引起教师的反感，对学生的成长也未必有益。暑假是用来让学生调整身心的，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暂时离开校园小环境，投入新的环境，广泛地接触他人，接触社会，对他们成长有益。有的地方，学校放“春假”，让中小学生参加各种体力劳动，或组织师生“远足”或“旅行”活动，而不是把学生圈养在校园。我以为，这才是假期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教育。

谢云：你所说的“真正的教育”，其实是教育的本质。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无论是教育发展的规律还是生命成长的节律，无论是学生休息还是“教师疗伤”，假期都是必需的。而在谈论人的教育时，我们都知道学校、家庭、社会的分野，简单说，学校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家庭教育主要是生活教育，社会教育主要是规则教育。“圈养学生”的最大问题，是只关注知识教育，而忽视了学生身心的全面发展，违背了学生生命成长节律。当然，我们其实也知道，“暑期托管”主要是为了解决家长的“工学矛盾”，但把这样的社会矛盾全部交给学校和教师来解决，肯定是不负责任的。

王木春：“工学矛盾”的确是个系统的社会问题，当城里的家长每天忙得“两头”不见孩子，当农村的家长只有出外打工才能维持生计，“工学矛盾”只会更加突出。这暂且不说。其实，我们不难看到，家长对学校教育的越界，背后都是“功利主义”教育在作祟。而从另一方面看，功利主义这只黑手也在“助推”着教师对家长的越界。

谢云：对教师的越界，最为家长诟病的，莫过于“家长作业”，当然，也包括少部分老师强行让孩子参加自己办的“补习班”。这些问题，前者算是“急功”，后者无疑是“近利”，而“急功近利”之下，很难有真正的教育。当然，我也不认为这都是教师的问题，“急功”也好，“近利”也好，其实与学校乃至教育行政部门的要求有关，与教师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待遇有关。但不管怎么说，教师的这些“越界”，无疑激化了“家校矛盾”。

王木春：这些年，教师对家长的“越界”现象越来越普遍，原因也很多。这里我想讲的是教师的“内卷”。众所周知，评职称是绝大多数教师职业生涯中的头等大事。为评上职称，必须按要求完成各种分数、获奖、考评等指标。有的学校利用这一点，任意驱使教师做各种与本职工作无关的杂事，还通过分数排名，“怂恿”或逼迫教师给学生的学习层层加码。后者导致学生不堪重负，敢怒不敢言的家长最后被迫加入“军备竞赛”。

谢云：教师的“内卷”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职称只是其一，还包括各种检查、考核、评估，太多无边无际的“反教育行为”，说起来都是泪，所以就不展开了。我想说，就教育本身而言，无论是教师的“越界”，还是家长的“越界”，尽管都“情有可原”，但都“理无可恕”，因为所有的“越界”，都是对教育的伤害，是对孩子成长的伤害。“越界”越凶，伤害越大。所以我觉得，解决“家校矛盾”的关键，只能是建立良好的“家校关系”。

老师和家长要相互信任

王木春：对，我经常怀想过去那种比较单纯美好的家校关系，那还是30年前我刚出来教书的时候。为什么那时的家校关系会比现在好？现在想来，无非一个词：信任。家长信任教师，教师信任家长。

谢云：教育这件事，最需要的就是信任。我认为，教育其实就是一种“信托”——信赖地托付，因为信赖，所以托付。但是今天，教育中最缺乏的，也是信任。家校之间，彼此都心怀疑虑。家长担心老师不能公平公正地对待孩子，担心孩子被老师边缘化；老师对家长也是各种担心，怕家长投诉、举报，甚至怕家长报复……紧张、焦虑的状态下，怎么可能有信任产生？而一旦开始不信任，人就更容易紧张焦虑、疑神疑鬼。这种恶性循环，正是现在教育的一种普遍生态。

王木春：家校之间的信任缺失，原因不仅在教育自身，更在于社会大环境。但无论如何，当“信任”二字渐渐虚化成一个理想的词语，尤其在单纯的校园里、单纯的家校之间，总不免让人感到沮丧与悲凉。我不禁想到另一个词——惩戒权。想当年，教师手中的戒尺，打在学生的身上，是不足为怪的。但后来，这就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别说戒尺轻轻碰一下学生，连稍重的口头批评都成了“变相体罚”。这也是因为信任的缺失。

谢云：是啊，很多教师感叹，没有惩戒就没有完整的教育，甚至有人哀叹，没有戒尺就没法实施真正的教育。教育部《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出台，无疑给教师的惩戒权指明了方向。

王木春：《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虽然无法完全厘清教师惩戒的边界，但它赋予了教师一定的教育权限，而且规定得比较具体，总体而言，还是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说到这个规则，我又想到当下的家校矛盾问题。我们知道，在今天的现实中，单靠以往那种信任，很难处理好惩戒和家校越界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国家有必要再出台家校合作的相关规则，从更高层面明确学校、教师及家长在教育中各自的权利及义务，最大限度地厘清家庭和学校各自的边界，以缓解家校之间的矛盾。

谢云：很赞同你说的“厘清边界”。前面我们谈到家校的种种“越界”，无论强势弱势，其实都是因为事实上的“边界感”的模糊和缺失。比如，家长是否应该承担辅导孩子学习、批改作业等任务，学校可以怎样动员家长参与学校教育等问题都需有明确的答案，否则就可能引起家校矛盾。就像国与国之间，倘若没有明确的国界，便很容易引发领土纠纷和边界冲突，甚至爆发战争。我说惩戒权是“软权”，其实也是因为，现有条文对惩戒权的界定还是不够明晰、规范，让教师在实际操作中感觉茫然，进退失据。

王木春：是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中，有些条款确实有待进一步明晰化和规范化，以便于教师操作，确保这个规则的顺利执行。但话说回来，无论什么样的规则，永远无法一劳永逸地厘清教师的惩戒权的范围，因为社会是变动的，而且惩戒权不像国境线那样，可以用精确的数据或地点来量化和定位。

谢云：有规则，肯定是好的。但规则能够“规定”到什么程度，很难说。尤其是对教育而言，有些东西其实很难明确表述。在家校关系方面，有很多问题可能也很难真正厘清。就像你所设想的家校合作规则，的确需要立法规范，但是否具备立法条件、何时才能真正立法，都还需要讨论和等待。我最担心的其实是，针对学校和教师群体的“规定”，也许很容易明确和执行，但是家长群体的素质千差万别，如何规范和引导家长的行为，才是有效解决问题的重点。所以，在规则出来之前，我更在意的是原则，比如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家庭和学校各自的出发点和彼此的契合点，或许就值得追索和讨论。

发挥家长学校的重要作用

王木春：家校权责难以界定的地方，就要靠家长和教师各自的自律，以及彼此的基本信任了。至于你说的家长素质差异，是客观事实，这无疑需要学校真正发挥“家长学校”的作用。据我所知，很多家长学校，都是做摆设的。记得苏霍姆林斯基当校长时，规定每位家长在孩子入学前两年就要开始定期到学校接受相关的培训，直到孩子中学毕业为止，总共150课时。今天如果我们也能做到这点，或许可以部分解决“家长素质差异”的问题，还可以让家庭和学校在孩子教育的问题上达成更多共识。

谢云：我想说的，其实也正是“家长教育”，就像教师需要“专业成长”一样，家长其实也需要“专业成长”。现在有不少人讨论家长“持证上岗”的问题，关注“准家长”的教育和培训，这很有意义。问题是，现在的家长虽然无证，但早已事实上“上岗”，你又不可能以没有“营业执照”就取消他们做父母的资格，怎么办？“继续教育”就显得特别重要。你说的“家长学校”成为摆设，是普遍的事实，而要改变这个现状，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出面，督促学校系统规划、认真落实“家长学校”的课程和教学，把“家长学校”真正办成“家长进修学校”，让家长跟随孩子一起成长，而不只是每学期开个家长会、听听专家讲座、搞个“家长开放日”那样的“走过场”。

王木春：“家长教育”的确很重要，就像我们都知道的“教师教育”。“家长进修学校”真正办好了，不仅有助于家长素质的提升，家校之间还能多一个对话、交流的平台，这对缓解家校紧张关系、建立家校之间的信任感都很有帮助。所以对于良好家校关系的建立，一方面我很期待国家层面的立法，划分学校、教师、家长各自的职责范围，让各方都有章可循，减少“越界”，避免推卸责任；另一方面，我觉得家校双方要密切配合，尤其学校应发挥自身教育资源的优势，提升家长在育儿方面的素质，与家长达成更多共识。

谢云：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构建良好的家校关系，的确需要双管齐下，甚至多管齐下。毕竟，社会在发展，教育在发展，孩子的教育，既不可能仅靠父母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不可能光靠学校和教师的一厢情愿。所以，无论“教师教育”，还是“家长教育”，出发点和根本目的，都是为了让孩子更好地成长和发展。家校之间只有在明确各自界限的基础上达成共识，才能真正形成合力，最终成全孩子的生命可能。